参见[德]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吗?(上)》，《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第153-161页。

对司法方法与司法公正的复杂关系而言，即使不存在角度差异的情形，不存在对裁判结果的不同价值判断问题，依然不易讨论司法方法与司法公正的逻辑关联。[30]而此管理，不仅涉及理由的理性规划，且更注重这种理由增减的主动干预。

故本文讨论可辐射广泛的司法过程。这种情形中，若法官通过合理、适当的法律分析，如指出被告张某已知夫妻关系不和，故应注意保管好自己的印章免被私盖，又如，指出被告张某保护自己的印章可能是困难的，但毕竟未保管好印章是存过失的，而让原告刘某因此失去担保连带责任主张的债权，更不适宜，因为，原告刘某可认定为善意第三人，其没有任何过失，法律常明确规定了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同时，法官给与被告张某一定的辩解时间，允许其表达不重复的更多理由，如果的确这样，此庭审过程实现的公共认同的一定程度、一定时段，是可觉察的。某案件裁判，如办案法官虔诚认真且认为己是司法公正了，其是否足以可被认为是司法公正？众所周知，如此认定会引发历史已久远的司法与民意的无休止论争。这意味着，为了更有效有益地解决实际的司法问题，应接受司法方法的内容系谱的开放性。最近的例子，如贵州省金沙县法院于2013年9月建立诉讼服务中心，为使群众得到舒心的诉讼服务，中心推出微笑甜一点、说话轻一点、行动快一点、脑筋活一点、心再细一点、做事多一点、效率高一点的八个一服务。

还有一个架子上放着各种诉讼指南……[43]金沙县法院的尝试，更有将修辞技艺推广至庭审外围的其他活动及语言之外的行动表达，如有法律实践者所建议的，与社会沟通、与当事人沟通的方法……也应当作为方法论体系的重要内容，[44]法律要在实践获得大众的内心认同，就必须运用修辞。要件审判九步法司法方法建构的积极意义正在于：尽力着眼具体的司法实践，探索具体解决司法方法问题的手段，并包含了一个学术意义的潜在逻辑张力，即暗示司法方法的开放性。正是这种社会想象的破裂导致了中国法教义学形成目前的基本特征：首先，受多元信念的挑战，法律体系本身处在高度变动与不确定中，从而给中国法教义学追求法律规范含义与法律判断的稳定带来难题，很难从法律实践操作背后提炼出稳定的原理并反哺于实践。

换句话说，泰勒所言的人民主权在中国的现代性条件下究竟如何体现、如何通过国家的具体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在中国的思想话语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法教义学工作的起点是客观描述现行有效法中的各种材料，包括立法材料，如法律原则、法规规则、概念、类型等等，也包括司法材料，如有拘束力的判例，还包括一些占据通说地位的学说和见解，它们本身构成了新的法教义学知识的前理解[4]。因此，信念共识本质上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纯粹理论的产物，而这正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法教义学优势所在。包容性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同样接受这种建立在共享信念基础上的社会事实作为法的性质，而不是对法做一种简单的显白性事实(the plain fact view)理解[24]。

私人所有权制度背后必然预设的自由市场与原子式的个人镜像，这与《宪法》仍然固守的社会主义秩序以及个体作为整体秩序之一部分预设之间必然存在矛盾体现。法教义学沟通功能往往表现为社会信息会成为法律规范建构的论据，社会科学的种种经验性结论往往通过教义学的解释、论证等程序性成为形成法概念、解释法规范的论据性渊源，成为正当性论证的论据。

三、中国法教义学困境之根源 法律在本质上是社会与实践的产物，中国法教义学在知识的稳定性、回应性和可证立性等方面的特征引起了其自身发展的一些障碍与困境，要分析这些特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我们探寻中国法教义学置身的社会实践土壤，去发现社会本身的原因及其在法教义学上的投射，本文以为中国法教义学之困境归根结是查尔斯.泰勒所言之社会想象的破裂，也就是我们根据哪些根本的法则去想象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命运和未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的建构能力不足。更进一步说，只要人有合作行为，就必然意味着对合作行为的意义是共享且互相了解的。[31]参见德沃金对于裁判理论的属性说明：Dworkin,LawEmpire,HavardPress1998. 参考文献 1.Aarnio,Essays on the Doctrinal Study of Law,Springer2011 2.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HarvardPress1989 3.Alexy,The Argument From Injustice—A Reply to Legal Positivism,OxfordPress2002 4.Hart,The Concept of law,OxfordPress1997 5.Searle,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Reality,Penguin1996 6.Dworkin,LawEmpire,HavardPress1998 7.MacCormick and.Weinberger,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6 8.Peczenik,A Theory of Legal Doctrine,Ratio Juris.Vol.14 No.1,March 2001 9.Shipro,Legality,HarvardPress2011 10.【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1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民主法治国家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12.【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3.【德】阿列克西：《法：理性与商谈》，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14.【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5.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 16.张龑：《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17.黄卉：《论法学通说》，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摘要】法教义学是当代中国坚持法治权威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法治中国命题的技术支撑。

（2）特定社群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其他人相信X。简要说来，法不是一种简单的显白事实观点（the plain fact）[9]，也就是说它并非是白纸黑字的历史性记录，人民只要查询就能一致的认可法的确定含义，判断某一条法存在或不存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百多年来丧失文化自主性与自创生能力的汉语文明整体精神困顿的表现之一。（三）正当性不明的知识证立 无论是一般性地提炼类型与制度还是具体个案中建构个案规范，都必须最终完成中国法律实践自身的正当化论证，必须将特定的价值判断通过法律技术操作予以妥善实现，这是中国法教义学获得成熟的最终保障。

因此人对自我的认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与合作之中通过彼此认同完成，社会（合作秩序）的形成本质上是人能够互相理解彼此行动的意义[22]。[11]Nathan,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from the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2006. [12]法学界对于家的法理意义开创性的研究见张龑：《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面对一个道为天下裂（庄子语）的现代道德秩序和时空压缩的中国情境，这样一种通过法律教义学实现信念融贯的工作是有难度的，它必须要求法律人要有勇气去建立中国的背景道德。在当下研究中国法教义学还必须看到规范与规范背后的道德秩序必须真正融贯。

这种共享的、交互信念必须具备下面两个条件[23]： （1）特定社群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X。但是，中国法教义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整体上还缺乏足够的吸收，对于解释规范和体系化缺乏立足中国实际、发掘中国实践的能力。因此，社会想象的破裂需要重建共享-交互信念，而这种信念既制约着又依赖着法教义学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13]【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章。只有对这样一个本质原因有所认识并从法的约定属性出发,理性处理法教义学在建构过程中面临的规范、经验与价值的关系，中国法教义学才能妥善应对挑战，走出困境。中国法教义学在知识体系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尚没有贡献出一套稳定的实证法知识图谱。

【注释】 [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民主法治国家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法教义学的正当化功能本身具有某种进阶性（advanced）[31]，它很难完全不依附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从自身完成证明，只不过这种依附必须通过法律解释和论证在一个法律自身的推理程序中完成，从而对于法教义学中法律的判断和关于法律的判断，我们既要看到其区别，也要看到其联系：法律的判断是法教义学要完成的终点，但它往往依赖于我们在一个具体案件或具体规范体系中关于法律的判断，依赖于我们种种道德预设，它们会作为论据而成为法律判断建构的解释性渊源。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沦为丧家之犬的历史和现实也告诉我们，通过撕裂传统、故我与今日的关联来实现某种革新，企图以一种进化论的、均质的文化观来处理本质上冲突、非均衡发展的文化与道德必然是天真的，这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一百多年来，一种想象的西方不但规定了我们对于问题的回答，更要命的是规定了我们提出怎样的问题和如何提出问题。中国法教义学尚没有完成的第二个重要工作就是在描述法条、判例等基础上整理概念框架，并提炼出类型化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需要概念法学的启蒙。

因此，在剖析中国法教义学面临的困境之前，我们先简要描述一下当代中国法教义学的基本特征。然而，如果我们以现代西方建立在结社自由与多元政治市场前提下的政党政治去理解中国共产党，并根据西方而先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存在某种问题并提出来，这本身就不是法教义学研究的态度，本身就是文化自觉失落的表现。

[26]法教义学的稳定功能正是有效促进真值性的途径。四、解决中国法教义学问题的约定论框架 （一）法教义学的属性取决于法的性质 中国社会想象之破裂带来法教义学发展之困境，而中国法教义学之发达却也恰好是努力建构社会想象的重要实践努力。法教义学要依靠自身力量重建这种信念就必须最大程度发挥自身的功能，归根结底也就是要处理好这三重功能分别对应的规范、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从而法在本质上一定预设主张自己符合某种可识别性，也就是法一定主张自己因符合某种识别标准而具有拘束力。

从而社会在当代中国也成为一个无法安放的概念，一方面很多人发现我们必须重建社会，其实质是重建某种公共领域，但也有人认为社会不必重建，只需发现，发现传统文明对于社会的内在规定，它不是弗格森-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不是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而是可以将个体理解为情感与传统之必然部分的社会，这样的不同理解在我们的制度和知识中同样会引发进一步的巨大争议。4.法教义学确保共享-交互共识的形成 （1）客观性预设与稳定功能 法是一种基于共享-交互信念而产生的约定，而约定必然预设通过特定形式进行约定的超验逻辑，没有表现形式的约定我们就无法发现它本身。

3.共享-交互共识是缝合社会想象破裂的关键 社会想象是依靠实践实现的特定观念，也是一个社会的根本体制。理论家和研究者无力一厢情愿地抚平不同价值体系的皱褶并提出新的价值图谱，在背景道德重建与文化革新的过程中，更为可贵的不是激越而是适当保守、审慎的美德，是在具体环境中通过一种开放、反思、调适的实践智慧来不断降低冲突，最终用新的生活实践和社会行动本身来选择和呈现新的背景道德。

[2]最新的一个研究努力是张翔教授全面梳理了中国法教义学在各个部门法的发展情况，并以宪法学为对象对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进行了介绍。按照泰勒的观点，社会想象并非仅仅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实践与制度设计，也就是说它本身是社会按照一定的实践规则和制度框架操作与行动的结果[13]，而非仅仅是观念预设之结果。

其次，信念分歧加剧社会本身的无序和话语争论，这导致法律人回应社会、捕捉问题并发展教义学体系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这种由特定构成性规则产生的社会事实进一步被理解为是一种制度事实[20]。中国法教义学整体而言还没有完成根据通说建构有效清理现行法规范的客观含义与解释方案，对客观法秩序做到精确描摹。研究方向：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

同时，在面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疑难案件时，中国法教义学还缺乏足够能力确保法律推理建立在正确性基础上，尤其在疑难案件中，不诉诸于正确性思维就无法证立某一个具体的法律判断，这根源于法规范的初显性特征和道德深度。可见，法教义学并非无用武之地，但前提是法教义学必须真正理解这个当下的社会，理解这个社会中的各种歧见和失范并最终通过吸收社会信息做出妥当的规范判断，为人的行为树立标尺。

所以与之前学者们对各种具体行政活动现象（税收、治安、营业规制）的分别描述不同，迈耶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主权者在具体事件中对臣民权利义务处分的优越性宣示，并分解出它的基本特征[6]。（二）法的约定实在论 1.法是一种约定性事实 要认识法的性质，首先要检讨的是法这样一个事物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并被人们所认识。

这种背景道德也就分裂为中国人对于个体的认识是否具有足够的道德自洽性还是应该在一个更广泛的伦理秩序或集体秩序中去定义什么是个体，从而会引发自由主义（原教旨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平等取向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例如儒家宪政主义）的激烈争论。然而，上述实在论的类型并不完全周严，在下列两个陈述中： A张三家里有一台电视机 B中国1984年颁布了《民法通则》 在A中，张三、电视机都是属于物理性事实，存在于现实世界，人可以通过感官来把握，但B中《民法通则》在现实中究竟如何存在的?它是否有可感的、物理的实体？显然，法律并非一种A意义上的实在。